在第五次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烽火岁月里，蒋介石精心调整战略，祭出“堡垒推进”这一阴险战术，同时调集百万大军，兵分多路气势汹汹地扑来。何键身为湘军首领，又兼“西路军”总指挥，肩负着协调赣、粤、闽、湘、鄂五省军事力量的重任。他迅速召开五省军事会议，全力落实蒋介石的作战计划，会议核心便是强制推行“堡垒政策”，责令部队和地方民众大规模修筑碉堡与防御工事，妄图以此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，同时实施极为严格的经济封锁，妄图切断苏区的物资供应，将红军困死。而在红军内部，李德和博古竟也打算以堡垒对堡垒，这一荒谬想法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。毛泽东深知，这种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苏区根本行不通，即便红军付出惨重代价，也难以达成目的。然而，李德固执己见，根本不听劝告，博古更是对朱毛游击队大加抨击，最终李德恼羞成怒，愤然离席。1934年1月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。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深刻而重要的报告。一方面，他斩钉截铁地强调必须坚决抵抗国民党的军事进攻，号召苏区军民团结一心，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打破敌人的封锁与“堡垒政策”；另一方面，他目光敏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獗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革命斗争的同时，必须为抗日救国做好充分准备，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，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 正当优秀地区代表做总结报告时，博古突然喊停，命令周恩来和朱德回军委开会。朱德满心不愿，毛泽东见状，耐心劝说他要陪在周恩来身边。会议结束后，毛泽东专程前往看望正在养病的瞿秋白。当时，瞿秋白因长期劳累，肺病加重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却仍坚持工作。两人在瑞金那简陋的住所里促膝长谈，面对国民党日益紧逼的军事“围剿”和党内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指挥，他们既为革命前途忧心忡忡，又相互鼓励，坚定革命信念。当天夜里，万籁俱寂，毛泽东在睡梦中眉头紧锁。他梦到池春生来到跟前，下意识紧紧握住手中军号。池春生递上一份入党申请书，随后画面陡然转变，战场上硝烟弥漫，无数战士纷纷倒下，鲜血染红大地。毛泽东猛地惊醒，额头满是冷汗。他心中忧虑如潮水翻涌，片刻不停，立刻起身，脚步急切地要去寻周恩来和朱德，此时这二人正与刘伯承满脸凝重，焦急等待着前线传来的消息。博古看到毛泽东后，拒绝他过问军事，两人为此争执不休。就在这时，战士送来急电，国民党军凭借“堡垒政策”和优势兵力，对中央苏区发起猛烈进攻。广昌战役后，红军主力部队在持续的消耗战中损失惨重。红一、红三军团在驿前、高虎脑等地的防御战中伤亡极大，红五军团和红七军团在石城、宁都一带的阻击战中也遭受重创。前线指挥员发现，国民党军以土木碉堡为依托，步步紧逼，而红军缺乏重武器，难以突破封锁，若继续硬拼，只会导致全军覆没。危急关头，前线部队向中革军委紧急请示，要求撤回苏区休整。毛泽东愤怒不已，怒斥博古、李德的错误决策。中革军委权衡局势后，最终同意部队后撤，但此时红军已元气大伤，苏区范围被不断压缩。紧接着，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会议，聚焦战略转移的详细安排。会上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宣布成立“三人团”，此为长征最高决策机构，成员涵盖博古、李德与周恩来。不过，实际主导权在博古和李德手中，周恩来则承担具体执行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接到紧急指令，需即刻制定伤员转移与安置方案。鉴于长征路途充满艰难险阻，重伤员难以随军前行，傅连暲满心不忍，只能安排部分伤员藏于苏区群众家中，或分散至山区游击区。对于轻伤员，则尽力安排随军转移。在中革军委转移前的关键会议上，毛泽东原本在留守名单之列。但众人经过慎重举手表决，最终一致决定让毛泽东随部队一同转移，这一决定，无疑为困境中的红军带来了新的曙光与希望。